元大都活在胡同里 胡同停泊在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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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厚重复杂的土地利益面前，“故土情结”往往被误为矫情的呻吟；但即使作为社会运行的平衡，也需要一种科学的全面统筹的观念避免整个城市陷入功利泥沼，需要一种共识维护城市记忆和遗存。
北京的土地变迁之所以受到格外的关注，不仅因其文化古都，更因为其身为京畿，提供示范。
1267年，忽必烈于燕京营建新都城———元大都。
新都城参用了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每边开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城中干道九纵九横)，经涂九轨(纵向的干道可并行九辆马车)，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描述。
皇城以大宁宫太液池中的琼华岛为中心，西岸是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太子居住的兴圣宫。东岸是“大内”。大内南部是以大明殿为中心的举办典礼朝会的外朝区，北部是以延春阁为中心的日常办公和生活的内廷区。大内以北是御花园。太庙建在城东，即“左祖”，社稷坛建在城西，即“右社”。主要的市场设在城西北部积水潭北岸的“斜街市”，即“后市”。因积水潭是大运河的终点，是货物集散地，适于交易。此外还有东市、西市。
1271年，忽必烈将国号“蒙古”改为“大元”，忽必烈由蒙古大汗成为大元皇帝，即元世祖。
1272年，忽必烈还将正在建设中的新都城由“中都”改称为“大都”。
1274年，大都的宫殿建成，这年正月初一，忽必烈在新宫殿中举办大典，接受百官朝贺。而这朝贺的礼仪制度，也是刘秉忠制定的。
大都城继续施工，至1276年基本建成。
北京的二环路又堵车了。
当想到车轮下面碾着的正是元大都的城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北京建城史有3000年。从忽必烈营造元大都算起，也有近800年。那时的元大都的营造几乎都不存了，但元大都并没有消失掉，现在，它就活在胡同里。北京长安街以北的每一条胡同都和这座800年的古都有关，北京的胡同活着，元大都也就活着。
考古学家说，胡同是一个出现在元代的名字，它的原意是“帐篷与帐篷之间的通道”。胡同被忽必烈营造元大都时广泛地应用。
在现在胡同在一条一条地消失。因为胡同的消失，北京正在改变着模样。
一条胡同，一个活着的元大都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苹芳的眼里，孟端胡同不是一条普通的胡同。它是一条有800年历史的胡同，是活着的元大都。
1964年至1974年的十年间，他做了一项工作，在元大都光熙门到北土城之间进行钻探考古，证实了北京长安街以北的街道都是元大都城的旧街。此发现表明，明清的北京城因袭了元大都的规划设计格局，将北京城的历史延长到800年。
元代房子的式样和风格留下来了，街道和胡同都没有变，它们还是原来的样子。这就是北京的风格、风貌。
2004年的某一天，北京西城孟端胡同里的最后一盏灯灭了。
孟端胡同在北京城成千上万条胡同里是一条普通的胡同，在这个胡同存在的几百年里，住过王侯但也住着寻常的百姓。
2004年12月，是它的最后的日子，以后世上再无孟端胡同的存在了，周边的几十条胡同也随之在北京的地图上永远地失去。
相伴了一生的老邻居散了，长了上百年的古树倒了，古老的灰砖灰瓦的房子拆了，一条胡同消失了。
一组三所大院“孟端45号”正在迁建中。围绕这所建筑曾进行过长达4年的拆除与保留的争论。尽管国家文物局局长称誉说，“我看过北京260多个四合院中，这个院子是上上品”，它最后的命运仍是迁建他处。
2004年12月3日上午11时，天气寒冷，75岁的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陈志华大老远从清华赶来看孟端45号的迁建。
一个工人站在3米高的墙头，手拿十字镐，用力刨下去，往外一别，一大片灰色的方砖夹着尘土从3米高的墙上轰然坠下。
站在围板外的陈老先生大怒，大吼起来：“快停下来！有这么迁建的吗？老砖的边角要
碎的！”没有人理会这位白发老人的呼喊，包工头和工人们连认都不认识他。孟端胡同就这样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寂灭了。
其实这样的结果，孟端胡同里的老居民早就预感到了。
2003年年底，记者走进孟端胡同的一个小院里，一对老夫妻正在忙碌，他们在拆祖传老屋内的老隔扇门。
那门是由一块块木雕花组成的，有葫芦、花篮、变形的福寿纹。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留下来的，只是知道这是个“老东西”，毁了就没有了，想保留下来。妻子把拆下的一组组雕花托在手掌上，让记者看，赞叹着古老的工艺：“整个门没有一根铁钉，雕花全是嵌上去的。”
2004年9月9日，孟端胡同37号的人们搬离了居住了将近70年的老屋。男主人说：“我们是一步三回头走的。”走之前，他们提前打下了院子里核桃树上的果实。
“这是最后的收成了”，他们让果实铺满一地，用照相机照下这一切，还请人给房子前前后后都录了像，全家老小在家门口的石门墩前留了影。
“一个星期后，我回来看我的房子，发现它们已经永远地不在了。”这个60多岁的男人伤感地说。
停泊在梦里的胡同
徐苹芳摊开三张地图———元大都图、明北京图、清北京图，三个朝代里皇家宫阙发生很大变化，但北京的中轴
线没有变，街道依然是元大都定下的九经九纬纵横18条道路，北京的胡同也没有变，在长安街以北它们整齐地排列着，东西两道城门之间，平等布置着22条东西向平行的胡同，胡同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都是79米，靠大街的头一条胡同宽一点，达100米。这条规律就如同音乐的主旋律一样，在长安街以北的旧城内反复出现。
孟端胡同就是这些平行排列的胡同中的一条。元大都被笔直的纵横大街分割出来的胡同方区被称为“坊”。唐长安的坊有坊墙，如一个个城堡，坊门晨开暮关；元大都则用幽静的胡同代替了坊墙。在明代的地图上，南阜城门内大街北到复兴门大街的孟端胡同所属的方区被称作“金成坊”。
孟端胡同没有了，曾经住在那时的老邻居们都四散而去。仅仅过去几个月，当我们试图联络曾经拜访过的人家时，发现很多人再也找不到了。就像一棵大树失落的叶子，很难确定它们漂泊的方向一样，这些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彼此相伴着几乎度过一生的人瞬时间已是陌路。
经过辗转努力，我们联系到了四家，一家搬去了河北，一家在大兴县城，一家在距大兴县城10公里的农村，只有一家还留在北京城里，住在北京城的南部。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的，上的是广宁伯街小学，我们每天从一条细得只能穿过去一人的斜胡同里穿过去就到学校了，华嘉胡同住着苏老师，她是我们的小学老师，她现在还活着，现在也不知搬到哪里去了。”一位70岁的老人向记者回忆童年。
“我不再想孟端胡同了。”一位60岁的大妈说。“是不想还是不愿意想？”记者追问。“不愿去想。”大妈回答的时候，把“不愿”二字咬得很重。白天不去想，但夜晚孟端胡同就会重回梦里。“孟端胡同长在梦里了，梦里的孟端胡同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啊！”老人长叹。
“我每回进城(现住在大兴)，都会去看看。我沿着武定胡同慢慢地走，(实际上武定胡同已经变成了一条大马路)转到锦什坊街，看看齐白石故居，再转回孟端胡同。什么也看不着了，但不去心里空落得慌。”大妈说这些话的时候反而像梦游一样。
居民的记忆，能够连缀出一条胡同的历史，一座北京城的将近100年历史。因为有人的气息有人的故事，这历史饱满、鲜活而生动。
这是一所由三组平行的四合院组成的大院子，它在整个孟端胡同里显示出特别之处：大门宽大，门口立着两个石制的门墩，门两侧立着拴马柱———房屋旧主人非一般的身份。
一位老太太居住这里已经60年了，在她的记忆里，这所四合院的特别之处是院子里没有树，树都植在院子的四周，而且都是果树，海棠、桃、柿子、枣、白果、核桃……让人时时感觉到安全与丰足。
“拆的时候白果树已经有一人合抱那么粗，应该有上百年了，我们打白果的时候，还在感叹这是最后一年的收成了，记得小时候，白果当药材治过不少人的病。”
24间房位于整套四合院的正中间，一个大家族居住在其中，这是中国人的平生理想，就是“置家”。
在她的记忆里，不少于十个孩子出生在这所院子里，父亲精心经营着他的家，院子的中间是一个大花坛，种着太平花和美人蕉，他们兄妹白天在院子里学骑车，晚上躺在院子里数星星。
1958年到“文革”是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变化巨大的另一个时期，政府号召居民将自己的房子腾出来出租或由政府经租，然后是产权上交，私产变为公产，再后来是四合院里居住的人越来越多，房屋失修迅速朽坏。
1980年代落实政策，她艰难地要回了几间自己的房子，但很快墙上就写上了拆字。
无处安放的胡同文化
谁懂北京的胡同？在现代的高楼面前，一条条胡同看上去都是灰头土脸的样子，但它们却是一个活着的世界上最伟大的800年古都的细胞，是一个从历史深处一直活到现在的都城的印迹。每一条胡同都有一个它自己的文化，每一条街都有它自己的韵味，当一个又一个细胞破灭，一条又一条胡同消失，便是800年古都的死亡。
孟端胡同在元代已经有了，孟端这个名字在明朝的北京地图上就已经标识了。在这个区域里消失的不仅仅是一条孟端胡同，还有大盆胡同、小盆胡同、武定胡同等几十条胡同，是整个坊区的消失。
记者找到了一年前把自己家隔扇门上的雕花收藏起来的那对老夫妇，那五组古老的隔扇门现在安装在他们在大兴农村的新家里。这是他们从北京城的旧居里带出的惟一物件。记者惊叹于它安装在农民的瓦房里竟也那么地妥帖，隔扇门被小心地擦拭过，更显古老风韵。
他们的经济状况甚至买不起大兴县城的房子，他们不愿意拖累子女，就住在乡下农民的房里。
“我喜欢四合院的感觉，乡下可以住院子，你看我特意保留了屋子的高台阶，这和孟端胡同我家的高台阶一样。门口常常也有叫卖声，让人感觉好像是孟端胡同里的叫卖一样。”
在他们记忆里最鲜活的是在胡同里叫卖的带着露水的红草莓，相邻的护城河里游动的小虾，锦什坊街上的热闹。
除了记忆还是记忆，孟端胡同里所承载的几百年历史无处安放。孟端胡同的西头是一座王府，也就是孟端45号三组大院，另一头是热闹的锦什坊街，再往前是齐白石故居，故居往北又是一座王府———顺承王府。“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还记着孟端胡同的样儿，等我们老了走了，孟端胡同就真的死了”。
记者注意到除了那隔扇门外，农舍里还挂着两幅放大的照片，一张是一位外国画家坐在孟端胡同里画画，另一张是男主人的照片，两张照片的背景都是相同的———幽静的胡同，古色古香的门楼。“那就是我的家，孟端胡同39号，这就是我们能保留下的东西。”主人指着照片说。
胡同里繁衍出来的文化因为胡同的消失而无处安放四处流浪。孟端胡同39号门前有一对石门墩，主人想给它们找一个地方，“一个想了随时可以去看、一个可以让自己的记忆存放的地方”，最后找到的这个地方是北京真觉寺内的石刻艺术博物馆。他们把它捐给了博物馆。
但这样的家并不好找。2004年12月24日记者敲开了保留下来的齐白石故居的门，发现保留下来的也有自己的尴尬。
周围的胡同全没有了，齐白石故居就裸露在车水马龙的马路边上，显得非常突兀。
故居所在的跨车胡同已经不存在了，只留下齐白石故居一个孤独的门牌号———“跨车胡同15号”。
“当年这里是文人墨客社会名流齐聚的地方，我爷爷就站在这大门口迎来送往。你现在坐的凳子，就是周恩来总理坐过的。”齐白石的孙女、画家齐自来说，“我们现在变成了孤岛，高楼把我们围成了井底之蛙。”
齐家后人还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2次修缮故居，而现在他们从有关部门得知，如今的政策是“谁居住谁修缮”。
每当从世界各地来的客人要求参观故居时，他们都是拒绝，因为他们实在无法将这座破败的故居让人们参观，无法展示曾经在这所院子里发生的历史，更无法将这个每一片瓦都充满了文化底蕴的屋子发扬光大，只能看着它慢慢朽坏下去。
与齐白石故居相依相存的胡同消失了，和齐家交往的邻居们散了，这所故居的人文地理生态就没了。
希望胡同不仅仅停泊在梦里。（南香红）（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