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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国家目前是还很贫穷。可是,即使是穷人也需要一根打狗棒。 一一中国外交部长陈毅1962年 大背景 1948年，美国海军少将查尔斯·莫姆森曾指出“我认为美国海军造船署在潜艇设计研究方面始终局限于一些自相矛盾的教条，从而使它们无法研制出性能最好的潜艇……首先，它们设计一种艇壳，此后该部门的每个人都从艇壳两端开始填充内部结构。过去，潜艇设计工作变成了一种‘由四块半导体组成的电路’。兵工局、工程局、导航局以及建造维护局之间相互竞争，都希望把它们各自最重视的项目安装在潜艇上。 当时，美国海军正在设计大青花鱼级潜艇，它是美国海军第一种采用水滴型艇壳设计的潜艇。莫姆森少将的上述言论反映了下述事实，即官僚机构如何会使理想状态下本应非常单纯的科研努力产生不必要的复杂性。中国在潜艇设计的第一次经历中也受到过这种内部干扰，只不过在程度上与美国有所区别而已。 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潜射弹道导弹项目的进展极度迟缓。而另一方面，中国本身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在发展最初阶段仅拥有原始状态的国防工业，而且根本不具备研制核反应堆、潜艇或弹道导弹的能力，在这种大背景下评价中国潜艇研制项目，可以说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中国从一无所有的状态起步，建立了具有强大能力(虽然尚不完整)的军事工业基础，而所花的时间还不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一半。 “大跃进”、“文革”和“三线” 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战略武器项目的推动。1958年7月，中国批准了核动力弹道潜艇(代号09工程)和潜射弹道导弹(JL-1型，代号05工程)研制项目，然而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实现这种雄心壮志的军事、工业或科研能力。如果说缺乏知识和物质方面的资源还没有构成更大困难，那么中国在1958至1960年期间不得不忍受因“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大跃进”之前和之中出现的社会动荡也对弹道导弹核潜艇研制造成了严重影响，以至从事这些项目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只能用不到一半的时间从事专业工作”。 从1966年至1976年，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所属研究机构内的激进派技术人员和工人批判并迫害高级科学家和领导干部”。“文革”对科研工作造成的损害还不仅限于政治迫害、社会动荡和科研经费削减，暴力行动导致了潜艇和弹道导弹科研部门内的大量伤亡，其中包括被殴打致死的703所所长姚桐斌，他当时正领导巨浪-1型潜射弹道导弹的材料试验工作。战略武器研制人员的自杀和被杀、装备和设施经费缺乏、研制人员恶劣的食宿条件、装备的损毁、政治领导人的不信任感、材料和工艺水平的低劣以及技术人员之间的暴力冲突等，都应归咎于这场“文革”浩劫。“文革”除了进一步强化了不同研究机构的地理分隔外，还导致了巨浪-1型项目长达10年的停滞。 原作者认为，如果说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动荡局面还未构成更为严重的破坏，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潜射弹道导弹的研制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低效率和内部矛盾的影响。最高战略决策者要求建立“三线”，并将中国几乎所有的国防工业转移至远离沿海地区的内地，以此防御超级大国可能发动的袭击。这种努力于1965年匆忙开始，最终在“三线”建立了483家军工企业和92家科研机构，约有160万人从沿海地区迁至内地。由建设“三线”而付出的经济代价之大及造成研制工作的延误之长令人吃惊。 聂荣臻元帅当时牵头负责战略核潜艇及导弹研制项目。即使是在当今技术最为先进的国家，设计和制造l艘弹道导弹核潜艇所需的聪明才智以及工作经验也显得不足，更不用说在60年代技术相对落后的中国了。即便如此，聂荣臻元帅仍旧采取了一种极富竞争性的战略，建立了两个相互独立的研制机构。 从1958年开始直到巨浪-1型导弹于1988年首次成功从水下发射，参与研制的多个机构经历了多次重组。当时，中国政治体制倾向于在更大的范围内通过结构重组“方案”解决科研问题，而巨浪一1型的研制正是这种努力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中国坚持同时研制核动力攻击潜艇和弹道导弹潜艇的发展思路，那么这种愿望也随时间变化而有所起伏。当一些人认识到设计和制造工作无法加速实施时，便要求放弃这些项目。当时担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的罗瑞卿大将提出了让09工程下马的意见，他非常直率地指出，中国当时连柴油动力的常规潜艇都无法研制，就更谈不上研制核动力潜艇了。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不同意罗的观点，他认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应该继续研制核潜艇，而不要考虑项目的持续时间问题。09工程后来得以继续实施，但其规模于1962年8月被大幅度压缩。直到1965年8月，才开始恢复不受严格限制的设计和制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