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江：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内心很排斥那种规范的小说。当时我觉得所谓小说这个题材的规范挺多，陈规挺多的，这些出自于文学评论家与准评论家的口风，那么文学青年就会当成一个理论指导，包括陈腐的概念和投机的概念。比如说，有人会告诉你怎么写一部完整的史诗性质的作品，分析矛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有什么要素，也有人会告诉你怎么写能够很快变成电视剧。我觉得能写成史诗型的大作品当然是好事，问题是你没那个驾御能力的时候勉强为之，只能大而无当，中国的长篇小说出现了多少大而无当的玩意儿！

　　因此我当时写《逍遥游》时有一个原则，就是率性而写，随意为之，不追求小说的结构论，能找到些生活的质感就不错了，所以这个小说很不像小说，很排斥小说的规范。这只是我当时的写作态度而已，也不是什么理论，就是破罐子破摔破写的意思。

　　记者：你的作品还是相当具有阅读快感，有人认为这不够纯文学，你怎么看这个观点？余华的新作《兄弟》也追求阅读快感，请比较一下《兄弟》和你的写作。

　　李师江：语言的一种快感是我写作性格决定的，以我的性格，觉得写不了屁股硕大闷不出一个屁的小说来。具有快感就不够纯文学，这个观点肯定很弱智。所谓纯文学，我的理解是文学的艺术感染力，它是由文本的质感、生活和人性的张力、人物的感染力等等所决定，跟快感不快感关系不大。

　　单说快感，也有高级低级之分，为了追求快感而轻浮，这是一大忌。而好读又不削弱作品的素质的笔法，这当然是高超的笔法，带着读者在自己的作品里游山玩水，最后让读者获得一座山河岁月，何乐不为？

　　我不知道你说的余华的《兄弟》追求快感是不是他那些游戏式的笔触。我看了《兄弟》上，看得不舒服，拧巴，而且看出骂的冲动。从小说技巧来说，语言追求一种时髦语的嵌入，需要对时髦的语境有很好的理解，要用得恰倒好处，化轻浮为洒脱。比如你开头用了大概20多个页码写屁股，这个放在80年代道德禁忌时代绝对是牛的，具有强烈的冲击社会生活的质感。但现在是21世纪了，提起生殖器都很土了，一个屁股也值得这么玩就太土了。

　　当然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在于整个文本的时代感和感染力，我想这需要读者的进一步感受吧。

　　《兄弟》和我的写作没有什么可比性，对比会遭人骂的。余华以往所建立的文学成就值得我几辈子去追求。

　　记者：你如何评价余华的《兄弟》和它的畅销？有人认为它是为中国严肃文学市场注入强心剂，你怎么看？

　　李师江：余华《兄弟》畅销还是建立在他以往的知名度和读者对他的文学期待上。他影响了一代大学生的文学阅读，十年没写了，要么被人抛弃，要么万众期待，畅销不奇怪，不畅销也不奇怪。温瑞安也闭关十年后捧出新作《天下无敌》，也照样畅销，说明这批读者没找到新的偶像替代，忠诚度蛮高的。

　　记者：你似乎对一些不洁之物比较关注，比如短篇《粪便》，写的农民抢粪的故事，有人称为"污秽叙事"，你怎么看？

　　李师江：倒不是对不洁之物感兴趣，而是对新的题材新的立意感兴趣。写《粪便》的时候，是觉得很少作品以这个为切入点和主线展现时代的命运，这是我兴奋的东西。遗憾的是，写的东西有点污秽，就真的被人认为污秽，后来很多向我约稿的编辑都不敢用《粪便》这篇小说，这个审稿立场太不健康了。

　　评论家称我为"污秽叙事"，是因为我在语言中别人比较少用的"污秽"词语，这是我自己当时写作的一个兴奋点，觉得新，因为没有人仔细地剖析一堆大便，没有人写过拉屎时的具体的快乐，没有人写过挖出一堆耳屎时狂舒服的感觉。如果这些小生理感觉被别人都在写了，也许我就会写吃西餐的感受、法国湿吻的魅力，那时候我应该又有一个称号。

　　记者：你的某些作品中透露着想当畅销书作家的欲求，是这样的吗？你怎么看畅销与纯文学的关系？

　　李师江：作品能畅销应该是我的一个希望，但是目前我的写作中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刻意的信息。我的想法是，应该把作品写得更有感染力一些，感染更多的读者，客观上应该会更畅销些。

　　我认为好的作品就应该是畅销的，好的文学作品，虽然不可能达到一个100万册的畅销，但达到5万册的畅销是可以的。

　　畅销和纯文学没有什么对等或者对立关系，一个作品的艺术质感决定了他的文学价值，这在畅销书和非畅销书里都有。

　　记者：作家的明星化似乎正成为一种趋势，无论是少年作家、美女作家还是频频在媒体路面的大牌严肃作家，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李师江：作家明星化是时代和时常发展的必然，不必太过奇怪，任何一个领域都需要明星，有利于产业的推广。

　　只不过作家明星化后很容易忽略艺术的基本品质，写花活的多，为时尚应景的多，这是负效应。这是没有办法的，艺术的发展本来未必交付于明星，明星的职责有可能就在于推广这个产业，而艺术的发展从来都是落实在那些执着的有艺术追求的人，他们有可能默默无闻，艺术成果为他人窃取；有可能也会成为真正的艺术明星。

　　记者：有人认为，在当下，汉语的纯粹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你却认为这是汉语走向辉煌的一个契机，为什么？

　　李师江：汉语的纯粹性是什么？语言是发展的，我认为语言的魅力就在于发展中，在于一代代的语境更替中。网络大大改变了语言的形态，很自由，很灵活，很无拘束，有包容和有感受力的作家应该从中受益匪浅，这里隐含着汉语变革和发展的因素。任何轻视和忽略网络语言的人会付出代价的。

　　记者："先锋"一度是你创作的关键词，现在还是吗？现在还有先锋文学吗？你怎么看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文学，它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李师江：先锋在我理解就是一个创新的意思，包括新的观念、新的写法，甚至新的形式。所以能够出新的文学都具有先锋性。这个概念目前在我心中倒不是很强烈，它相当于一种常识。

　　这个时代的先锋文学，没有什么先锋的感觉，新的小作家基本上都很弱，气质太弱。由于青春文学市场的打开，他们在市场上有冲击力，在艺术品质上几乎没有作为。

　　记者：有人认为当下的小说缺乏灵魂，有人认为当下的小说缺乏对生活的了解和把握，你认为中国小说缺什么？

　　李师江：我认为最需要的应该是诚实的心灵吧。这个时代作家被其他东西左右得过多，也被文学理论左右得过多，诚实的作品变得尤为重要。作品有高超的，也有拙笨的，但是诚实的心灵应该是感染力的源泉。

　　记者：前一阵，"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讨论非常热闹，什么才是你心目中的伟大的中国小说，你是否有志于创作伟大的中国小说？

　　李师江：这是个很务实的年代，我觉得不能谈伟大这个概念。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伟大，你认为他伟大所以就伟大，他是后人来评价前人的夸张的说法。小说还没有写，就自己定一个伟大的目标，这绝对是行不通的。

　　当然也不排除你看到一个作品后，会脱口而出"伟大"二字，伟大的东西绝对是妙手偶得，不可强求的。

　　记者：听说你在写一个新长篇，写的是什么？有什么特点，与以往的写作相比？

　　李师江：这个小说很不好说。主题上来说，就是写一个"硬汉"，他的一生，男人的"硬"是这个小说的要点。内容上很随意，把中国的事、历史的事，搬到架空的星球上架空的国家上来说，这样会自由些。

　　很多朋友很奇怪我会写这样架空的东西，其实这个小说的初衷原来是想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后来觉得禁忌太多，而且我对那个时代的背景不熟，找不到感觉，后来索性就搬到其他星球上，原来想写的内容也揉进其中，也算是曲笔写历史吧。

　　记者：你是福建人，在北京工作多年，去年来到广州做生意，请你谈谈对广州的印象，这里的生活是否为你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元素？

　　李师江：我在广州生活比较简单，比较单调，工作也比较忙，改变了我以往的生活方式。写作的时间比较少，状态也不好，这一年好像没有写出一个完成了的作品。我这种生活不利于写作，现在在调整。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