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通报了20个涉嫌学术造假的案例，虽然没有公开造假者的具体身份，但业内人士基本上都心照不宣。

这位教授说，高校中有一些人并不参与科研或学术，但他们非常有门路，跟学校领导或能够提供科研经费方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有时为了拿到科研经费，会采取各种手段。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83号，一栋坐落在一片平房中的红褐色小楼格外显眼，这就是最近再次引起舆论关注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

此前，因为一名小小的会计贪污挪用2亿元庞大资金东窗事发，一直鲜为人知的NSFC一夜之间“名声大噪”。而就在半个月前，NSFC的2006年第一期工作简报再次把自己推向了舆论前台。

该期简报主要对NSFC2005年11月以前受理的投诉和举报进行了初核、调查及处理，其中被通报的20个涉嫌学术造假案例中约有15个案例涉及高校，占总体案例的75％。这正是NSFC被再次推向舆论前台的核心原因。

此次被NSFC定义为学术造假的有两类情形：一是涉嫌抄袭剽窃他人论文，二是涉嫌在申请书中弄虚作假。但是该简报并没有公开涉嫌学术造假案例的真实身份，只公开了一些造假细节。

“学术造假的目的都很简单，那就是为了通过申请获得NSFC的资金资助。NSFC虽然没有公开这些造假者的身份，但圈内基本上都是心照不宣，比如有一个是南京的，天津也有一个。”

跑项目的“科技经纪人”

高成（化名），某著名高校教授。在其所在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大学里，高不仅在该校学生和老师中享有很好口碑，而且在所研究的新材料领域里也是蜚声学术界的一流学者。

但即使是这样，高成也“已经两年没有拿到自然基金资助的项目了，2004年和2005年都走了空。”

作为著名重点大学的顶级教授，这是一种难以言传的尴尬。虽然今年元旦刚过几天，高成就把申请自然基金资助的材料送到了NSFC的相关部门，但鉴于连续两年申请“走空”的事实，高直言“心里没有底”。

高成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

还是在2004年1月初的时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老师便找到高成处说:“高老师，我们可以搞一些科研合作，我负责跑经费，你只管搞研究就行了。”

高成回忆说，该老师直接对他说，他跑经费有路子，包括NSFC在内都行，但要有一个分成协议。

这是一个三七分成的协议，高成拿三成做科研及支付发生的与科研相关的一切费用，而跑经费的老师则要提走七成。“这七成他也不能够完全拿到手，其中直接返回5个点到15个点，学校抽走10个点到30个点或者更多。这是两笔直接费用。”

高成告诉记者，跟他提合作的这位老师就是在科研领域非常活跃的一类人——他们本身并不参与科研或学术，但他们非常有门路，跟学校领导或能够提供科研经费方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或者什么都不是，但却可以拿着你的项目去申请到经费。”

正因为如此，学术界把这类人群冠之以一个时髦名词——科技经纪人。

向来以严谨治学为座右铭的高成，自然不齿于与之为伍，因此他婉言拒绝了该老师的合作，而当年申请NSFC资金资助的结果也被提出合作的老师“不幸言中”。

据了解，这些被圈内称之为“科技经纪人”的群体，对每年的各种科研项目已经形成蚕食之势，真正以项目或学术“论成败”的科技工作者正在逐渐减少。

一笔科研经费的分配链

尽管这些“科技经纪人”只是圈内的一个说法，但拿高成的话来说，“科技经纪人”们在学校里是“最吃香的红人”。

“高校的奖金何来？根本渠道就是对学校每一笔科研经费进行提成。”前面提到的在某重点大学执教的知情人士向记者证实了高成的这一说法,“高校对科研经费的提成早就是一个‘潜规则’了。科研，已经从真正的学术意义退化成了争相取食的‘蛋糕’。”

该知情人士以他所在的大学为例，向记者详解一笔科研经费的分配过程和分配比例：首先是学校的抽头，NSFC项目占10％、军工项目占20％、社会项目（民用或企业）占30％或更多。这其中只有NSFC项目抽取的比例比较低，并且相对固定在10％的水平上。

由于科研项目的申请向来是以科研组（团体）的名义申请的，因此,对于不具备科研组负责人身份的“经纪人”而言，科研组要截留30％以上的比例，其理由是“弥补项目的前期投入不足”。

在这两项大的提取比例之后，剩余的经费并不能完全进入科研账户。“最后真正能够用到科研项目上的钱，比例还不到30％。而且,这笔费用包括了科研方面所有直接或相关的费用，比如实验、论文、请专家评审、出差等等。”

一笔科研经费的上述分配只是对于高校科研老师本人申请而言，如果该项目的经费是通过“科技经纪人”的方式申请的，那么除了学校的固定抽头不变之外，“经纪人”在学校的提成之后直接提取的不会低于40％的比例。

不难看出，不论是通过哪种方式申请到科研经费，在科研经费的分配链中，学校始终处在一个“赢家”的位置上。因此，高校对于任何一位老师的科研项目申请，无疑都会全力以赴。

也正是学校在利益分配链中的这种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特殊性，才在有意无意之间导演了一出出大戏。

高校自己“导演”学术造假？

随着NSFC2006年第一期简报对学术造假事实和学术造假细节的披露，高校的学术造假才猛然浮出水面，并从圈内走向圈外。

学术造假如何得以延伸？这是一个圈外急于揭开的谜底。

“可以负责任地说，学术研究在高校的地位现在已经居于其次。如何获得最大利益，这才是绝大部分高校的现实利益和现实追求，几乎概莫能外。”高成批评说，正是由于高校的这种“惟利”，才不仅孕育了“科技经纪人”，而且也“成就”了学术造假。

与高成同在一所大学执教的一位钱姓某实验室负责人也直言痛斥了学术造假：“我在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们上课时，首先强调的是做人。没有好的人格，绝对搞不出好的科研成果来。但现实问题是，学术造假并不在于教书育人，而在于学术界浮躁的整体风气和不合理的体制。”

“在我们整个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学术界已不再是世外桃源，急功近利、职称评定的论文硬性要求，都助长了学术界的浮躁。”

但钱教授认为，学校对学术造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是体制问题，“学校现在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基本上没有任何经费投入，但却要求教授每个月给研究生不低于300元的生活补助，国家每月给310元的补助。老师们如何拿出这些补助呢？工资只够养家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多申请科研项目，把科研经费拿来做补贴。”

但是，随着研究生的逐年扩招，这一常规模式已经不足以维持。高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拿出上个月刚刚做了相框的一张集体照，站在前排居中位置的高成前后一共“簇拥”着18张绽开的笑脸。

“这些都是我现在带的研究生，并且不是全部，还有几个没有赶上。”高成说，他现在正在带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已经超过了20名，“不说科研经费，单就是他们每月六七千元的生活补助我都忙活不过来。”

据钱教授介绍，像高成这样一人带十几二十个研究生的现在非常普遍，学校中带研究生的最高纪录是40个。“老师们去哪里给这些研究生搞生活补贴？除了‘走穴’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钱这里提到的“走穴”，也就是NSFC在简报中定义的学术造假——抄袭剽窃论文或在申请书中弄虚作假。

做学术研究的人尚有如此选择，那么对于专司跑项目的“科技经纪人”就更不用细说了，高成前面提到的曾经欲跟他合作的老师即是如此。“那位老师应该是那种教书不怎么样、做学术没天赋的人，现在还是一个讲师。但我曾经看到在他给别人的一份资料中，堂而皇之地挂着‘资深教授’的头衔。”高说。

“学校对这种现象应该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能够拿到钱，那就是个人物。”钱教授说。

科研成果评估存在问题

学术造假之所以能够愈演愈烈，项目经费提供方也有责任，这已是圈内的共识。

以此前呼吁的加强科研经费事后监督审计为例，刚刚从NSFC退下来的一位人士说:“科研经费是一笔糊涂账，根本查不清楚。”

从2000年起，一直担任NSFC专家组成员的高成也表示:“尽管都知道一笔科研经费并没有完全花到项目上，但却没有办法证实相关的哪一笔开支哪些是用于科研的而哪些不是。”

正是这些难度，才为学术造假提供了契机。但最关键的是，对科研成果缺乏有效评估始终是一个致命硬伤。

高成告诉记者，NSFC提供资助的科研项目，并不管你最后是不是出了成果，他们考核的标准就是“在项目研究周期内发表了多少篇论文，论文的数量是不是符合相关的法定标准。”

“仅仅以论文数量来衡量一个项目的成败，这本身就为学术造假提供了条件。对于一个课题组而言，任何一位老师带的研究生或本科生发表的论文都可计入研究成果之内。实在凑不够数量，那就会出现抄袭剽窃的学术造假。”高成说。

清华大学教授涉嫌学术造假

根据《清华大学教职工处分暂行规定》和《清华大学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试行）》，因涉嫌学术造假，原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被清华大学撤销教授职务并被解聘，以上决定在3月10日的2005—2006学年度第12次校务会议上通过。

据了解，原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是由于在申请清华大学职位、职务以及在个人网页上提供的个人履历、学术成果的材料存在严重不实，才被撤销教授职务的。早先,方舟子在其发表的《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教授如此伪造论文发表记录》一文中指出,署名为“LiuH”的论文作者并不是刘辉，而是另一位学者，同时还就刘辉简历中的“1999年至2004年,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外科研究中心主任”字样提出质疑。刘辉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论文并不是他的，但认为是图书馆在检索时出了问题，因两人英文名字缩写完全一样，所以误将该论文收入其名下。